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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晋时期时间轴及事件(魏晋时期时间轴图片)

魏晋是指什么朝代

“魏晋”不是朝代,是历史时期,即“魏晋时期”,它包括三国、晋朝(西晋),以及后来南方的东晋与北方的五胡十六国这一段历史时期。紧接其后的是南北朝。

因为历史时期一般需要一个简称,简称都是取有代表性的关键词组合而成的。三国时期的主要政权是曹魏,取其“魏”;两晋与五胡十六国的主要政权是两晋,取其“晋”,合称“魏晋”。

魏晋是什么意思

是指三国时期的曹魏与两晋时期,从魏文帝即位至刘宋代晋。

魏晋名人很多:杜预、刘毅、夏侯和、文鸯、傅玄、裴秀⋯⋯

魏晋时期是什么年代

魏晋时期(220年—420年),指东汉瓦解后,三国到两晋的时期,通常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(公元220年到公元581年)这段历史的前一阶段。

魏晋中“魏”指的是三国北方政权曹魏,而“晋”指的是司马氏建立的晋朝, 此时北方正是五胡十六国时期。

魏晋是什么意思

魏晋(220年—420年)指东汉瓦解后,三国到两晋的时期。

魏晋中“魏”指的是三国北方政权曹魏,而“晋”指的是司马氏建立的晋朝, 此时北方正是五胡十六国时期。

魏晋南北朝是什么梗?

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,主要分为魏朝(曹魏)、西晋、东晋和南北朝时期。

所谓的魏晋南北朝,它是几个朝代统称的复合词,虽然只有五个字,但其中所包括的朝代或国家,可以多达几十个。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,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的影响。

其他介绍:

魏晋南北朝一词开始,魏指的是三国里的曹魏。由于曹魏受汉室禅让,在三国时代及后世被肯定为中原王朝,而蜀、吴两国为该时代的附属割据王国,所以魏为正统,可以称为魏朝。而晋主要指的是三国灭亡后,由司马氏所建上的西晋王朝与后来割据在南方的半壁江山东晋王朝(此时北方是五胡十六国时代)。

南北朝则指晋朝正式灭亡后,南北对峙形成的几个朝代,南方包括宋、齐、梁、陈四朝,北方则有北魏、东魏、西魏、北齐、北周,直到隋朝建立,统一中国南北方后,自南朝陈灭亡后,长达近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才算正式结束。

除了魏晋南北朝一词外,也有以六朝来指称这个时期的用法,六朝指的是孙吴、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,这几个朝代的时间基本上与魏晋南北朝相当,它的特点是这六个朝代都立国于江东地区,而且国都都在建康(或称建业、建邺,即现在的南京)。

魏晋为唐朝做的贡献

一、文学贡献:

1、文学自觉

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,相对于文学创作异常地繁消旅伍荣,(魏)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、(西晋)陆机《文赋》、(梁)刘勰《文心雕龙》、(梁)锺嵘《诗品》等论著以及(梁)萧统《文选》、(陈)徐陵《玉台新咏》等文学总集的出现,形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高峰。

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兴盛是与文学的自觉联系在一起的。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,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,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。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:

第一,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,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。汉朝人所谓文学指的是学术,特别是儒学,《史记·孝武本纪》:“而上向儒术,招贤良,赵绾、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,欲议古立明堂城南,以朝诸侯。”这里所说的文学显然是指学术。到了南朝,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,宋文帝立四学,文学与儒学、玄学、史学并立;(宋)范晔《后汉书》单列<文苑列传>,与《儒林列传》等并立,都是重要的标志。同时又有文笔之分,《文心雕龙·总术》:“今之常言,有文有笔,以为无韵者笔也,有韵者文也。”这代表了一般的认识。梁元帝萧绎《金楼子·立言篇》对文笔之分有进一步的说明:“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,善为章奏如伯松,若此之流,泛渭之笔。吟咏风谣,流连哀思者,谓之文。……至如文者,惟须绮縠纷披,宫徵靡曼,唇吻遒会,情灵摇荡。”萧绎所说的文笔之别已不限于有韵无韵,而强调了文之抒发感情以情动人的特点,并且更广泛地注重语言的形式美。他所说的“文”已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了。

第二,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,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。文体辨析可以上溯至<汉书·艺文志>,至于《东观汉纪镇核》以及蔡邕的《独断》、刘熙的《释名》等反映了早期的文体辨析的意识。更为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则始自曹丕的《典论·论文》,他将文体分为四科,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:“奏议宜雅”,“书论宜理”,“铭诔尚实”,“诗赋欲丽”。《文赋》进一步将文体分为十类,对每一类的特点也有所论述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,他将诗和赋分成两类,并指出“诗缘情而绮靡,赋体物而浏亮”的特点。(西晋)挚虞的《文章流别论》,就现存佚文看来,论及12种文体,对各种文体追溯其起源,考察其演变,并举出一些作品加以讨论,比曹丕和陆机又进了一步。(东晋)李充《翰林论》联系风格来辨析文体,是对文体风格的进一步探讨。到了南朝,文体辨析更加深入系统了,(梁)任昉的《文章缘起》分为84题,虽不免琐碎,但由此可见文体辨析的细致程度。至于<文心雕龙>和《文选》对文体的区分既系统,对文体的讨论也很深入。《文心雕龙》的上篇主要的篇幅就是讨论文体,共分33大类。其《序志》说:“原始以表末,释名以章义,选文以定篇,敷理以举统。”对每种文体都追溯其起源,叙述其演变,说明其名称的意义,并举例加以评论。<文选>是按文体编成的一部文学总集,当然对文体有详细的辨析,这在下文还要讲到。如果对文学只有一种混沌的概念而不能加以区分,还不能算是对文学有了自觉的认识,所以文体辨析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。

第三、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。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,离不开审美的特性。所谓文学的自觉,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。上面提到过,“诗赋欲丽”的“丽”,“诗缘情而绮靡”的“绮靡”,“赋体物而浏亮”的“浏亮”,便已经是审美的追求了。到了南朝,四声的发现及其在诗歌中的运用,再加上对用事的对偶的讲究,证明他们对语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觉的追求,这对中国文学包括诗歌、骈文、词和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。而《文心雕龙》以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,涉及情采、声律、丽辞、比兴、夸饰、练字等许多方面,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。

2、文学理论

汉代末年在察举制度下,士族中已经流行拿或着乡党评议的风气,如许劭与从兄许靖“俱有高名,好共核论乡党人物,每月辄更其品题,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”。此外,郭太也以关于鉴人而名闻天下。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后,人物品评的风气更加兴盛。(魏)刘卲(或作“劭”、“邵”)的《人物志》总结了鉴察人物的理论和方法,特别重视人的材质,形成才性之学。(宋)刘义庆<世说新语>的《识鉴》、《赏誉》、《品藻》、《容止》等门,记载了许多品评人物的生动事例。人物品评在汉末多带有预言成败的意味,偏重在识鉴人才、拔擢俊彦,所以品评的重点在政治、道德方面。魏晋以后的人物品评有一个新的趋势,就是在预言性和政治、道德的评议外,增加了许多审美的成分,为已经享名的人物用形象的语言、比喻象征的手法加以品题。如《世说新语》中的这些品题:“公孙度目邴原:‘所谓云中白鹤,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。’”(《赏誉》)“王戎云:‘太尉神姿高彻,如瑶林琼树,自然是风尘外物。’”(《赏誉》)“时人道阮思旷:‘骨气不及右军,简秀不如真长,韶润不如仲祖,思致不如渊源,而兼有诸人之美。’”(《品藻》)“有人叹王恭形茂者,云:‘濯濯如春月柳。’”(《容止》)《世说新语》中品题人物常见的审美概念有:清、神、朗、率、达、雅、通、简、真、畅、俊、旷、远、高、深、虚、逸、超等,其中最常见的是:真、深、朗三者。而用作比喻的又不乏自然物象,如:千丈松、松下风、玉树、玉山、云中白鹤、龙跃云津、凤鸣朝阳。人物审美的兴盛,对文艺审美起了催化的作用。有的文学审美范畴来自人物审美,如“风骨”、“骨气”、“风神”、“清虚”、“清通”、“高远”、“情致”、“才情”等。而人物流品的划分,也直接影响着文艺批评,锺嵘《诗品》、庾肩吾《书品》、谢赫《古画品录》,就是明证。

刘勰《文心雕龙》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建立了完整的体系。《文心雕龙》共50篇,包括总论5篇,文体论20篇,创作论19篇,批评论5篇,最后一篇《序志》是全书的自序。它的内容博大精深,主要的贡献在以下两个方面:一、论述了文学发展的外部原因和内部规律。关于外部原因,它认为:“文变染乎世情,兴废系乎时序。”(<时序>)将文学的变化与社会的风俗、政治的兴衰联系起来。关于内部规律,它总结为“通”和“变”(《通变》),也就是继承和创新两方面的交互作用。刘勰在《明诗》等篇中论述了一些文体在历代的演变过程,《才略》则评论了历代的作家,这些论述已成为后人研究文学史的重要参考,至今仍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。二、总结了许多宝贵的文学创作经验,揭示了创作活动的奥秘,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作论。关于创作论,陆机在<文赋>里就有深入的探讨了,特别是对驰骋想象,捕捉形象,发挥独创性,以达到“意称于物”这个过程,描述得相当精彩。在《文心雕龙》中创作论这一部分是全书精粹,书中有许多精辟的概括,如“神思”、“体性”、“风骨”、“定势”、“情采”、“隐秀”等,涉及形象思维、艺术想象、艺术风格、艺术构思等许多重要的问题,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。

总集的编纂是文体辨析的自然结果。萧统的《文选》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,李善注《文选》六十卷,选录了先秦到梁代共130人的作品,另有古乐府三首和《古诗十九首》,共七百馀篇。此书的编排方法是先将文体分为赋、诗、骚、七、、诏、册、令、教、文等37大类,然后在一些大类之下再按题材分为若干小类,如赋又分为“京都”等许多小类。其中诗占了将近13卷的篇幅,共334首,是各类中数量最多的。从萧统所选诗歌可以看出,他带有较大的宽容性,他选诗最多的三位诗人是:陆机52首、谢灵运40首、江淹31首,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他们不一定是最优秀的。在标举第一流的诗人这方面,萧统的眼光并不是第一流的;但在推崇被忽视的优秀诗人(如陶渊明、鲍照)这方面,他却有极高的眼光。陶渊明入选8首,鲍照入选18首,他们在《文选》中得到这样高的地位,说明萧统是一位很有文学眼光的选家。《文选》自唐代以来赢得文人的广泛重视,并逐渐形成“文选学”,它在文学史和文献学上的地位是值得重视的。

3、文学思潮

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论著中,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文学思潮,这就是努力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,进而探寻文学的特点、文学本身的分类、文学创作的规律,以及文学的价值。在汉代,儒家诗都占统治地位,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,诗歌被视为“经为妇、成孝敬、厚人伦、美教化、移风俗”(《诗大序》)的工具。至于诗歌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。魏晋以后,诗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,整个文学思潮的方向也是脱离儒家所强调的政治教化的需要,寻找文学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。这时提出了一些崭新的概念和理论,如风骨、风韵、形象,以及言意关系、形神关系等,并且形成了重意象、重风骨、重气韵的审美思想。诗歌求言外之意,音乐求弦外之音,绘画求象外之趣,各类文艺形式之间互相沟通的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,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。

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,就是在这种新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展开的,同时它也为这种文艺思潮提供了赖以产生的实践依据。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: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,文学变成个人的行为,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。赋,从汉代的大赋演化为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,便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转变。五言古诗在汉末蓬勃兴起,文人的个人抒情之作<古诗十九首>被后人奉为圭臬。

此后曹植、王粲、刘桢、阮籍、陆机、左思、陶渊明、谢灵运、鲍照、谢朓、庾信,虽然选取的题材不同、风格不同,但走的都是个人抒情的道路,他们的创作也都是个人行为。其中有些政治抒情诗,抒写政治生活中的愤懑不平,也并不带有政治教化的目的。至于梁陈宫体诗,虽然出自宫廷文人之手,也只是供宫廷娱乐之用而已。诗人们努力的方向在于诗歌的形式美,即声律、对偶、用事等语言的技巧,以及格律的完善。正是在这种趋势下,中国的古诗得以完善,新体诗得以形成,并为近体诗的出现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。唐诗就是在此基础上达到了高峰。

4、文人风尚

如果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称作乱世,也许并不过分。汉末的战乱,三国的纷争,西晋统一不久发生的“八王之乱”,西晋的灭亡与晋室的东迁,接下来北方十六国的混战,南方东晋王敦、桓玄等人的作乱,北方北齐、北魏、北周等朝代的一次次更迭带来的斗争,南方宋、齐、梁、陈几个朝代的更迭带来的争斗,以及梁末的侯景之乱,再加上东晋、南朝的北伐,北朝的南攻,在三百多年里,几乎没有多少安宁的时候。战乱和分裂,成为这个时期的特征。战争使很多人丧生,伴随着战乱而来的饥馑、瘟疫以及人口的大规模迁徙,不知又夺走了多少人的生命。这种在状况在文学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证,曹操的<蒿里行>说:“白骨露于野,千里无鸡鸣。生民百遗一,念之断人肠。”“千里无鸡鸣”说出人烟的荒凉,“生民百遗一”说出人口的锐减。陶渊明的<归园田居>其四说:“徘徊丘垄间,依依昔人居。井灶有遗处,桑竹残朽株。借问采薪者,此人皆焉如。薪者向我言,死没无复馀。”写到整个村庄的灭绝。

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。作家们既要适应战乱,又要适应改朝换代,一人前后属于两个朝代甚至三个朝代的情况很多见。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,生命的脆弱,命运的难卜,祸福的无常,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,从而形成文学的悲剧性基调,以及作为悲剧性基调之补偿的放达,后者往往表现为及时行乐或沉迷声色。

这种悲剧性的基调又因文人的政治处境而带上了政治的色彩。许多文人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斗争而遭到杀戮,如孔融、杨修、祢衡、丁仪、丁廙、嵇康、陆机、陆云、张华、潘岳、石崇、欧阳建、孙拯、嵇绍、牵秀、郭璞、谢混、谢灵运、范晔、袁淑、鲍照、吴迈远、袁粲、王融、谢朓等。还有一些死于西晋末年的战乱之中,如杜育、挚虞、枣嵩、王浚、刘琨、卢谌等。

在这种情况下,文学创作很自然地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题,这就是生死主题、游仙主题、隐逸主题。这些主题往往以药和酒为酵母引发开来,药和酒遂与这个时期的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生死主题主要是感慨人生的短促,死亡的不可避免,关于如何对待生、如何迎接死的思考。在汉乐府和《古诗十九首》中已有不少感叹生死的诗歌,<薤露>、《蒿里》之作,以及“人生非金石,岂能长寿考”等诗句,可以说是这类主题的直接源头。魏晋以后生死主题越发普遍了,曹丕的《又与吴质书》很真切地表现了当时带有普遍性的想法:“昔年疾疫,亲故多离其灾。徐、陈、应、刘,一时俱逝,痛何可言!……少壮真当努力,年一过往,何可攀援。古人思秉烛夜游,良有以也。”他因疾疫造成众多亲故死亡而深感悲痛,由此想到少壮当努力成就一番事业,又想秉烛夜游及时行乐。生与死是一个带有哲理意味的主题,如果结合人生的真实体验可以写得有血有肉,如“对酒当歌,人生几何。譬如朝露,去日苦多。”(曹操<短歌行>)“有生必有死,早终非命促。”“死去何所道,托体同山阿。”(陶渊明<拟挽歌辞>)“春草暮兮秋风惊,秋风罢兮春草生。绮罗毕兮池馆尽,琴瑟灭兮丘垄平。自古皆有死,莫不饮恨而吞声。”(江淹<恨赋>)如果陷入纯哲学的议论又会很枯燥,如东晋的玄言诗。对待人生的态度无非四种:一是提高生命的质量,及时勉励建功立业;二是增加生命的长度,服食求仙,这要借助药;三是增加生命的密度,及时行乐,这须借助酒。第四种态度,就是陶渊明所采取的不以生死为念的顺应自然的态度。从陶诗看来,他不再是一个自叹生命短促的渺小的生灵,他具有与“大化”合一的身份和超越生死的眼光,因此他的这类诗歌便有了新的面貌。

游仙主题与生死主题关系很密切,主要是想象神仙的世界,表现对那个世界的向往以及企求长生的愿望。《楚辞》中的<离骚>、《远游》已开了游仙主题的先河,不过那主要是一种政治的寄托。魏晋以后,游仙主题作为生死主题的补充,企求长生的意思变得浓厚了。如曹操的<气出唱>、《精列》,曹植的《游仙》、《升天行》、《仙人篇》,张华的《游仙诗》,何劭的<游仙诗>,已经构成一个游仙的系列。特别是郭璞的多首《游仙诗》,使游仙主题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主题了。

隐逸主题包括向往和歌咏隐逸生活的作品,也包括招隐诗、反招隐诗,形成这个时期的一种特殊的文学景观。隐逸思想早在<庄子>书中就体现得很强烈了,隐逸主题可以追溯到《楚辞》中淮南小山的《招隐士》。汉代张衡的《归田赋》,可以视为表现这类主题的早期作品。到了魏晋以后,沿袭《招隐士》的作品有左思和陆机的《招隐诗》、王康琚的《反招隐诗》。沿袭《归田赋》的作品有潘岳的<闲居赋>。而陶渊明的大量描写隐逸生活和表现隐逸思想的作品,则使这类主题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,所以锺嵘《诗品》说他是“古今隐逸诗人之宗”。至于其他许多人的作品中,表达隐逸思想的地方就不胜枚举了。隐逸主题的兴起与魏晋以后士人中希企隐逸之风的兴盛有直接关系,而这种风气又与战乱的社会背景和玄学的影响有关。

总之,尽管魏晋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趋于复杂化,但儒学不但没有中断,相反,却有较大发展。孔子的地位及其学说经过玄、佛、道的猛烈冲击,脱去了由于两汉造神运动所添加的神秘成分和神学外衣,开始表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。就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潮和玄学思潮来说,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改革、发展和补充儒学的愿望。他们不满意把儒学凝固化、教条化和神学化,故提出有无、体用、本末等哲学概念来论证儒家名教的合理性。他们虽然倡导玄学,实际上却在玄谈中不断渗透儒家精神,推崇孔子高于老庄,名教符合自然。此时期虽然出现儒佛之争,但由于儒学与政权结合,使儒学始终处于正统地位,佛道二教不得不向儒家的宗法伦理作认同,逐渐形成以儒学为核心的三教合流的趋势。

魏晋时期,国家政权更替频繁,思想自由开放。文化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,文学、思想、美术、书法、音乐都诞生了影响后世的大家。人们对人物的品评由道德风范转向人物外貌,进而发展到人物的精神气质,文化史上称之为魏晋风流或魏晋风度。

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,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,影响深远。当今的年轻人作为对人生的爱恋,自我的发现与肯定,与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是一脉相承的。而现在年轻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的个性上,又和魏晋风度的美学关相辅相成。

二、经济方面

东晋庄园经济占据的比例比西晋更大。由于农业技术提升等因素,在侨姓世族与吴姓世族密集开发下,江南获得全面发展而繁荣兴盛,中国的经济中心也逐渐南移,后来才有大运河的出现。此外,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有长足进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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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名称:《魏晋时期时间轴及事件(魏晋时期时间轴图片)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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